思想坎：理解不透、重视不够、动力不足
基层一名镇党委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，他多次向县里建议，专门开展农业供给侧改革知识的普及培训。“我发现县里不少干部对农业供给侧改革不太了解，开会发言，还是新瓶装旧酒，都是老观点。”
多名种粮大户反映，尽管层面三令五申要加快农业供给侧改革，但一些地方县、乡两级重视不够，除了例行会议，并没有采取具体行动，更没有设置相关资金和项目，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官员没有足够的改革动力——改革既不能增加税收，又很难在短期出政绩。
有农业干部私下告诉半月谈记者，由于怕把握不好政策、怕犯错担责，部分干部只求安心做太平官，不去探索新事物。
比如，一个棉花生产大县，在农业供给侧改革中需要进行品种调整，原本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这一机会，引导棉农积极对接市场、优化种植结构。但当地政府为了省事儿，一味鼓励棉农改种水稻。“因为水稻仍然有托市收购保底，地方政府把棉农转型问题变相推给了。”有专家这样评价地方政府的动机。
思路坎：简单加减法，或一窝蜂重复发展
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，部分县市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思路不甚清晰，很多仍在简单地做“加减法”，把不同作物面积的增减作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心，而不是深入考虑如何调整发展思路、转变发展方式、培育新产业新业态等。
农业供给侧改革要求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，提升农民生产技能，但一些培训仍旧不接地气——要么组织农民去电脑培训学校上课，要么请当地职业技校老师照本宣科讲课。“这种培训效率很低，远离生产一线，脱离地方实际。”一名种粮大户这样评价。
有的培训就非常受欢迎。比如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的部分农机合作社，在财政专项资金支持下建立了田间培训学校，由长期在一线的“种田能手”到大田里现场讲授病虫害防治，或者由农机手现场进行机械操作示范。当地种粮大户李旭芳说：“这样的现场教学特别好，农民在现场边看边操作，很快就学会了。”
部分地方政府培育新产业新业态还存在一窝蜂盲目发展的问题。近年来，我国乡村旅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，也促进了一、二、三产业的融合。但观光农业、乡村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，浪费了资源、破坏了环境，带来低水平恶性竞争。
“地方政府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，培育新产业新业态，一定要有整体规划，一定要有产业基础，否则难以为继。”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表示。
配套坎：科技支撑不足，缺乏健康市场环境
湖南省益阳市种粮大户刘创业多年来坚持绿色生产，通过施用有机肥和生物农药，生产出远近闻名的绿色大米，网络售价达到每斤16.8元。然而，当很多外地客户来谈合作时，他却不敢签合同，因为受到农业科技配套的制约，没法扩大种植面积，产量无法保障。
“我们这个水稻品种容易倒伏，必须要精心管理、科技保障，但是基层科技人员严重缺乏，我们的发展受到制约。”刘创业告诉半月谈记者。
益阳市赫山区农业局的干部抱怨，农业科技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目前面临的瓶颈之一，严重制约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。他们说，乡镇一级农技人员身兼多职，难以专心于农技推广，加上队伍老化，平均年龄在45岁以上，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能力弱。
打造健康的市场环境，也是新型主体期盼的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。湖南、山东多名蔬菜种植大户告诉半月谈记者，农业品牌好不容易做起来后，却普遍面临两个难题：一是由于市场监管不力，被人冒用品牌，以次充好，降低品牌信誉度;二是大路货产品恶性竞争，扰乱市场，最终导致“劣币驱逐良币”。他们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，保护先进生产力。
联动坎：一体化、协调性不足
首先，三产融合、联动发展不足的问题依旧存在。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讲师伍骏骞认为，进一步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要强调市场化的介入和产业链的合作延长，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组织效率。要突破“城市搞工业、农村搞农业”的旧格局，使农民和农村地区能够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大收益。
其次，要实现区域协调联动。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崔宝玉认为，强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需要缩短地区差距，打破经济分割，打破部分地方政府的“地方本位”思想和逻辑，从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的互补与协调出发，制定更加具有全局视野的发展政策，合理引导农业产业布局，避免产业结构同化、特点同化、功能同化，进而培育和建立起具有区域特色的集群品牌，打造农业产业集群。
再次，多元主体需要互动联动。专家认为，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，各个参与主体应该形成利益共同体。从产业层面来看，就是要强调三产的各个参与主体形成利益共同体，探索多主体、多模式的农业发展路径;从城乡层面来看，就是要形成市民和农民的利益共同体，如CSA(社区支持农业)模式等，共同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食品问题，共担农业的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;从区域层面来看，就是打破行政壁垒，形成地方政府联动发展的局面。（半月谈记者周楠陈尚营张志龙）
